钱谦益，号牧斋，江苏常熟人，是明末清初的大诗人。清代的沈德潜编选《国朝诗别裁》时，将他的作品放在首位，颇让乾隆皇帝好大一个不高兴，批下旨来：一个降臣，竟置于篇首地位，简直是岂有此理了。而且还选了皇考，也就是现在突然红得发紫的雍正，给戴上“名教罪人”帽子的钱名世诗作，哪还了得？艺术标准第一的沈老先生，从此，就在政治标准第一的乾隆面前失宠了。
乾隆对钱谦益的反感，我估计多少有一点同是诗人的嫉妒，但对统治者来说，他之所以批钱，更多的是政治需要。从他写过的一首挖苦钱夫子的诗，便可看出他是从大节入眼，来评断这个人的：“平生谈节义，两姓事君王，进退都无据，文章那有光。真堪覆酒瓮，屡见咏香囊，末路逃禅去，原是孟八郎。”满清入关以后，在顺治立国，康熙初政时期，都曾不遗余力地延聘江南才秀，尤其是明末的名流耆宿，文士遗民，以收揽人心，巩固政权。到他做了皇帝，已是“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”的大一统局面。于是，作为一国之主，就要提倡对他的忠贞不二了。
他指示修《明史》的馆员们，说这个钱谦益，不能与另一降清的名将洪承畴齐肩并列，虽然都是贰臣，一个贰得好些，一个贰得差些，洪若放在甲卷，钱也就只配放在乙卷。以此类推，当汉奸的周作人碰上乾隆的话，估计连丙卷也进不去。
沈德潜对牧斋先生诗篇的高度评价，并不过分，那确是一位有成就的大诗人。著名学者陈寅恪在《柳如是别传》里对他的诗作，也是推崇备至的。我很欣赏他的一首《吴门春送李生还长干》：“阑风伏雨暗江城，扶病将愁起送行。烟月扬州如梦寐，江山建业又清明。夜乌啼断门前柳，春鸟衔残花外樱。尊酒前期君莫忘，药囊吾欲傍余生。”此诗作于顺治五年，是他饱经人世沧桑，风云变幻以后的作品，诗评家认为，他明亡以后的《有学集》里的诗，要比早年的《初学集》更胜一筹。虽然这时，他早已剃了头作大清顺民，可在笔下还是会流露出思念旧国的心绪，全诗惆怅沉郁，苍凉无望，真是感到这个曾经很热闹一阵的文人，那晚景的颓唐落寞。
周作人则不一样了，这个汉奸甚至到了晚年，与曹聚仁先生通信，提到上海虹口公园里鲁迅墓的坐像，犹嘲讽有加，这当然以他理解的鲁迅而论，或者也许会并不赞成的这种判断，当无不可。但从他口中说出“那坟头”三字，切齿痛恨之音，蔑视不屑之意，是完全可以感觉出来的。人死以后的归宿之地，叫陵，叫墓，叫茔，叫坟均有之，独“坟”后赘一“头”字者，则绝对是贬义的了。由此可见，此人一以贯之的这种看法上的分野，恐怕就不仅仅是针对鲁迅，而是针对以鲁迅为代表的一切革命文化，当是无疑问的了。
对钱牧斋来讲，长干依旧，物是人非，阔别数年以后，在他的记忆中，已不是他的风月场加名利场的那座城池了。所以，才有“江山建业又清明”的感慨。“清明”，与“江山”联系在一起，既作时令节气的解释，也有两朝交替的寓意在内。看来，这位东涧遗老，已经能够重新审视钟山脚下，秦淮河畔，那段难以忘怀的岁月。
那时候，风流才子钱牧斋和江南艳姬柳如是的情爱故事，曾是街头巷尾，饭后茶余的谈资。而当崇祯吊死煤山，江南议立新君，钱谦益在政治漩涡中的色色表演，也是令满城百姓侧目而视。或许这就是文人难耐寂寞的秉性了，作家或者诗人，即使年纪一把，有的人，也还如孩提一般发作人来疯的毛病，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，颇不肯更不甘于被冷落的。有好处，无他，手痒；有名声，无他，心痒；有座位，无他，臀痒；有热闹，无他，腿痒。总之，这样的好事之徒，非大挫折，不会罢手，非大失败，不会顿悟。
一开始，钱谦益跃跃欲试，与史可法等人，本来是一心拥戴潞王的，结果，福王立，也就是史称之为南明的短命王朝。虽然在崇祯朝时为礼部侍郎的他，顺理成章地为小朝廷的礼部尚书，但无立王之功，不免有些失落，甚至还有些忐忑。其实，这不正好，写你的诗得了，谈你的爱得了，何必在南京患得患失，不可终日？不，人来疯的病，使得他很难激流勇退，还在漩涡中愈陷愈深。名隶于东林，自视清流的他，一反常态，竟然去谄事马士英，居然去推介阮大铖，成了一个“进退失据”，匪夷所思的人物。所以，顺治二年，满清的豫亲王多铎大军南下，他率先迎降，也就不奇怪了。前一年，崇祯自缢的消息传到南方，柳如是曾劝他以死殉国，可到了跳湖的时候，他嫌水凉，便不想做烈士了。那时不死，现在，就更得求生了。
问题是得给自己找个台阶下，由钱谦益和王铎拟稿，赵之龙签署的《降清文》中，亏他们琢磨出了这样一句遮丑的名言：“谁非忠臣，谁非孝子，识天命之有归，知大事之已去，投诚归命，保全亿万生灵，此仁人志士之所为，为大丈夫可以自决矣！”所有投降派都会为自己的堕落，想出些好说词。但文人的本事，就在于能把一件极肮脏的行为，说得不但动听，而且理直气壮，这也是历史要唾弃这种败类的缘故了。
话说回来，尽管乾隆批判他“平生谈节义，两姓事君王”，其实，他不是第一个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名与实之不符，人与文之相悖，在文学史上，钱谦益只能算是小而焉之的人物。何况，陈寅恪文章里，提到他辞掉清朝的史官高职，回到家乡后，还是搞了一些秘密的抗清活动。所以，后来人读他的诗，至少不至于那么恶心。从他这首《吴门送李生还长干》看来，显然是历经一番反思以后的心声。李生要到长干去了，他从家乡常熟来到吴县为他饯行，能不对记忆中的烟雨金陵，生出唏嘘感伤的诗情吗！
但有些心已死定的铁杆汉奸，就不在此例了。譬如，以“慷慨歌燕市，从容作楚囚，引刀成一快，不负少年头”来说，若将这首诗的作者名字糊卷的话，让一个不太了解历史的青年人看，相信他会从诗句中感到一个革命者视死如归的勇气。但是，要是告诉他，这是大汉奸汪精卫的作品，恐怕马上觉得这首诗变味了。
他的《双照楼诗集》，其中不乏这类激越昂扬的诗篇，但他这个人被历史唾弃了以后，他的哪怕是再漂亮的文字，也随着他一块儿被粪土的。这部诗集，不知为何至今没有人捣腾出来赚钱，倒是文化汉奸周作人的书，却变着法儿地一出再出，一些不遗余力的鼓吹者，也变着法儿为其洗脱汉奸的罪名，实在令人费解。固然，因人废文，不妥，同样，因文而置此人一生的假恶丑于不顾，也是很不妥的。
通过乾隆批钱这件事，告诉我们，有多少丑，就是多少后人的话柄。一些人硬要把丑恶的事实，涂上美丽的色彩，我想，历史是不会买账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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